二、抗战胜利后工商界面临的严峻局势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战后建国方案。会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并提出成立由人民革命力量为主体的联合政府。这样，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就面临着一个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历史抉择。

此时此刻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盼望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道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希望在良好的环境中振兴民族工商业。但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他们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

在抗战后期，大后方通货不断膨胀，物价急剧上涨，经济每况愈下。民族工商业者饱受国民党政府的管制、限价、重税、高利贷以及贪官污吏的压榨勒索之苦。大部分工商企业日趋衰落、朝不保夕。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营经济的死活，一方面允许美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同、停止原料供应，同时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使民族工商业身陷困境。在此情况下，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及胡西园、吴羹梅、李烛尘、刘鸿生等会同迁桂、迁湘各厂负责人召开内迁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召集了工业界核心人士座谈会，商讨应付困难的办法，并推举刘鸿生、李烛尘、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等作为工商界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交涉没有取得结果。之后，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三人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迫于进步力量的抨击和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被迫接见了代表，但仍然没有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

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这一时期，他们在思考中得出的结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后来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当中。“世界需要和平，国家需要民主统一，人生需要自由康乐”，而要达此目的，就需要把平民组织起来。“在过去，中国的平民曾经表现出来极其伟大的力量。由辛亥革命、北伐，以至抗战，哪一场的胜利不是靠着平民争取得来的?所可惜的就是平民没有自己的经常组织，事情完了，一轰而散。于是再让恶势力死灰复燃，再让政客官僚们投机取利，再让国事开倒车，结果是再让平民自己受罪!这种循环，今后是万万不能再有了!”

      三、黄炎培等到延安访问

与此同时，与民族工商界有联系的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也在思考国家未来的前途和民族工商界的命运。当时，国共谈判陷于停顿状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正在重庆印发流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黄炎培读后颇有触动。为了推动国共谈判，他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

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接触和认识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特别是有机会与毛泽东多次促膝长谈。在一次谈话中，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