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迫于国际国内压力，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谈判历经43天，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中提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然而，协定签署不久，蒋介石就发布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总兵力达190万人以上。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调停”内战。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停止内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9人。民建因为刚刚成立，又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因此没有代表。黄炎培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李烛尘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在此期间，民建为促进会议的成功作了积极的努力。 民建作为一个新的政党，积极投入到促成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活动中，同时也拉开了民建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斗争的序幕。 1946年1月8日，即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民建成立经过，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胡厥文、彭一湖主持招待会。出席民建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德，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王云五、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政府方面有于右任、褚辅成，各界人士陈博生、马寅初、胡子昂、胡健中、董时进、胡光熙、陈铭德、陶行知、王昆仑、蒋匀田、潘梓年等140多人。 黄炎培因患病未能出席会议，由常务理事杨卫玉代为致词。黄炎培在致词中说，经过极艰苦的8年抗战，人人都有了新的觉悟，这就是每一个人，都需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参与政治。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少数人倡议，得到工商企业家、银行家、大学教授、文化教育界人士响应，决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至于“民主建国”四字，也是当时“发起诸人冲口而出，一个极本色的名词”。黄炎培在致词中表示，民建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而是“以政党为若干志士，立共同之主张，为共同之行动。因而有此结合”的政党。他特别强调，本会参与政治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他日参加选举，义务所在不敢规避，而决不欲强自为谋。谁贤谁能，求之于天下。选之与之，公之于天下。” 常务理事章乃器代表民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初步意见。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全国同胞共同努力，促进政协会议成功，政协代表更应抱必成的决心，以使国家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避免内战，实现民主建国。“第一，开会以前诚意的表示，重于开会以后的协商。因此，内战必须先停止；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必须先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必须先全部实现。”“第二，协商要有结果，会内会外的组织必须健全。因此，我们认为会内需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会外还必需组织军事调查团。”“第三，要协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因此，会议必须完全公开，还要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发表意见。”“第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者就利用政治协商会议而充实其职权。”“第五，为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费必须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来源，军权必须交给无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第六，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必须修改，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宪法必须重行起草。”“第七，在过渡时期，必须商定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第八，会议还应检讨一下当前复员问题和一般经济政策。”“特别在产业方面，政府过去为了财政收入，曾经用不合理的捐税政策和统制手段摧残产业，结果的悲惨已经有目共见；现在再为财政收入进一步垄断产业，初步的结果也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产业政策的失当和一般经济上现在还没有一些决策，造成前后方不必要的大量失业和大批破产的局面，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也是一般人民希望会议能有解决的。” 在这次招待会上，中共代表董必武对民建意见给予了肯定。他说：“民主建国会对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并表示：“贵会所提的意见，大体与本党向协商会所提出的相同。至于具体意见如‘组织顾问团’问题，我们也同意。”“其他如‘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我们也赞同，因为会议本身很狭小，一切的决定都要人民支持，如果没有人民支持，即使决议是好的，也不易实施，坏的更不必谈了!希望协商会的议决公诸社会，得到群众的批评。” 招待会期间，于右任、邵力子、褚辅成、张东荪、陈启天、郭沫若、梁漱溟、胡霖、章伯钧、缪嘉铭、胡光宸等先后发言。胡厥文综合大家的意见后说：“党派的利益可以互让，但国家基础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作为政党的礼物。”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1946年1月中旬，民建再次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意见。意见包括政治协商会议、保障基本人权、政治、军事、财政及货币、企业等六项内容。 对政治协商会议，认为“以争取人权保障之实现为先，政治之开放为次，治权之充实又次之。”“应先解决原则，然后逐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其首须解决之大原则，为法统论之地位，其次为商定共同纲领。”“党派权力可以退让，宪政初基之圣洁与人民基本权利则不能退让。”“协商之结果，必须较协商时期更为进步，更为民主。” 关于保障基本人权，认为应“实施提审法及冤狱赔偿制度”；“除应修正或废除妨害人民自由权利之各种法令外，应制定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公布实施”；“地方政府对于已查户籍登记之人民应负责保障其身体之自由及安全。” 关于政治，提出“公布粮食征购及发放详细数字”；国民政府主席“要有时间接近人民，听取民意”；“各行政部门的政策必须随时公布，并不得有急遽之变更，以保持政治的稳定”；“用普选的方式，彻底改革地方自治。” 关于军事，提出“军事机构不得干涉行政，一切军事管理之方式，须即日全部废除。” 关于财政及货币，提出政府需“公布抗战期间备年度之预算决算，最近之货币发行数字及准备状况”；“一切地方摊派及非法附加，应严格禁止。人民除缴纳赋税外不得再予任何负担”。关于企业自由，提出解散新成立的垄断性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及中国蚕丝公司，依就地区的不同，分组民营公司经营。还强调提出“民营企业战时损失，除因政府行动所致部分应依据国家总动员法原则速予赔偿外，其由敌人行动所致者，在未取得赔偿以前，应由政府先予垫付，使无停顿萎缩之虞。”
与此同时，民建在上海的理、监事吴羹梅、胡西园、冷遹、俞寰澄、王纪华、王却尘及会员30多人联名致函政治协商会议，表示完全同意章乃器代表民建提出的意见，要求改组政府，改选国大代表，实现蒋介石在政协开幕词中关于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外，分别予以释放等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