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政协会议中的斗争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协商会议顺利进行，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呼吁和多方努力，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

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然而，国民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和范围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实际上仍想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国民党的行为，引起了各党派的不满。1月15日，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作了发言，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大会上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驳。黄炎培指出，“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是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

黄炎培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月26日上午，军警宪兵特务闯进黄炎培的寓所“箐园”，捆绑了黄宅的工作人员，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翻箱倒柜进行大肆搜查。事件发生后，民盟主席张澜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声明在事件未得妥善处理之前，民盟代表拒不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黄炎培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表团向黄炎培表示了慰问和支持，并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为题，详细报道了暴行真相，发表了“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恶劣行径。黄炎培在1月31日的大会上，又即席发言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当场发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把他预先制备好的签名簿请与会代表签名。

李烛尘在政协会议竭力呼吁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他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改善民生、解决生计问题，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做。因此，他提出“国农民工”的口号。我国较大的企业多数是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纯粹的民族资本是很微弱的。因此民族资本是一个扶植的问题，而不是节制的问题。他的这些论点，反映了民族工商业对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强烈不满。

黄炎培、李烛尘等虽然以民盟和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们经常与民建领导成员一起交换意见，实际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见。

三、“沧白堂”、“较场口”事件

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需要团结各界民主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政治协商会议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民建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于1946年1月11日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沈钧儒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进展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会后，民建推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等5人分别联系在重庆的全国邮政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杂志联谊会、育才学校、重庆青年会、东北文化协会、音乐艺术社、华北政治经济协会等23个单位，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选出理事35人，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施复亮、孙起孟、罗叔章、田钟灵、温仲六、胡子婴等民建成员当选；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被推选为协进会常务理事。

1946年旧政协会议旧址沧白堂

协进会成立以后，先后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首次报告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邀请梁漱溟、李烛尘、黄炎培作报告，有300多人参加。此后，参加报告会的听众异常踊跃，虽遭受特务骚扰，但群情激昂，不为所阻。由于听众越来越多，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堂举行。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分别作了报告。各界群众纷纷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建议，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审判汉奸，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取消经济管理等。

为扼杀群众性政治活动，国民党派出特务进行骚扰破坏。在1月16日的第四次大会上，当郭沫若讲到军队国家化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名特务狂呼乱叫，使大会未能终场。协进会理事会立即致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的暴行。第六次大会，当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在第七次大会时，特务5次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在第八次大会上，特务又包围谩骂中共代表王若飞。对国民党特务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历史上称为“沧白堂事件”。　　

不仅如此，特务们还非法抓捕、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由于协进会新闻处逐日报道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如实表达民意，揭露特务打手行径，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嫉恨。1月24日晚，新闻处负责人、民建成员李学民、田钟灵夫妇在归家途中，遭到十多名特务的围殴，李学民受伤十余处。幸有群众闻声赶来，国民党特务才罢手。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月25日，重庆万名大学生举行民主大游行。1月26日下午，协进会在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连日来特务逞凶破坏的情况。李学民从医院送来书面报告，控诉特务罪行。章乃器、胡子婴等先后发言，对“沧白堂事件”提出严正抗议。各报记者也非常愤慨，在报刊进行披露和谴责。许涤新、罗叔章、徐崇林及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对李学民表示慰问和声援。

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支持，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上签了字。

较场口事件发生地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然而，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对此，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建联合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大会筹备会议，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由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等组成大会主席团，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

筹备会也向重庆市农会、总工会、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了通知，但他们未派人参加。2月9日深夜，市农会理事刘野樵、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等4人突然来到章乃器的住宅，要求参加庆祝大会并做大会主席。

2月10日大会开会前，刘野樵等人早早来到会场，前排位置也被数百名特务分子抢占，这些人要求立即开会。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兼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夺取了扩音器，大呼提议刘野樵为总主席，台下打手们鼓噪附和。刘野樵走上主席台，擅自宣布开会，并要开始报告。施复亮等人高呼“请李公朴先生报告”。当李公朴要报告时，即被特务包围起来拳打脚踢。顿时，特务们在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倒台下，胡子被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车救走。郭沫若眼镜被打掉。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也被追打。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多人。闻讯赶到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元老冯玉祥，目睹会场惨状，痛斥特务的暴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陪都血案”发生后，筹备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民建成员和其他团体代表向中外记者报告了血案经过，《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种报纸也报道了事实真相。当日，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赶赴医院慰问伤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晋、冀、鲁、豫等地文化界和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香港、西安等地知名人士纷纷函电慰问。黄炎培、胡厥文等43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暴徒绳之以法。施复亮、李公朴等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这一血案，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宣传。中央社竟诬蔑“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刘野樵”，《中央日报》叫嚣要“解散民主建国会”，“依法制裁肇事祸首李公朴、章乃器”等。为驳斥国民党对血案的歪曲宣传，民建联合重庆23个民主政团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声明，并联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了《驳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的声明》，披露陪都血案真相，揭露国民党凭空捏造事实、信口雌黄的宣传，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只好使出对簿公堂的一招。施复亮、李公朴等在血案发生当天，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然而法院迟迟不提公诉。3月初，施复亮、李公朴再次向法院提出自诉；刘野樵等人也提出自诉，反诬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这时，法院才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3月15日开庭时，旁听席座无虚席。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铁的事实面前，刘野樵等人的自诉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后，法院宣布先交付调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以此借口不了了之。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